博古是个什么人物 ？博古在西安事变中发挥的作用

中共参与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周恩来（右）、叶剑英（中）、博古（左）。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于12月13日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中共代表团，飞赴西安”。但此后，博古的行踪变得扑朔迷离。

对于博古究竟有没有与周恩来同赴西安，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里表述，“博古与周恩来同行，从延安乘飞机于17日下午到达西安”；《周恩来传》《文献和研究》等则认为：博古到西安的时间起码有22、23与24日3种观点；由于目前所能看到的史料过于自相矛盾，在难以确认的情况下，不少重要著述不得不采取回避的态度，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称：“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一个“等”字，绕过了难题。

对比上述的观点，由于“晚到说”有当年的多份电报为证，似乎最为权威，尽管具体日期各不相同。如此一来，对博古在西安事变中所起作用的评价就只能始于12月23日左右。但这样的结论其实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博古实际上是西安事变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事变中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共代表团的先行者

尽管“晚到说”最为权威，但令人惊奇的是，博古竟然出席了张学良17日晚为周恩来举行的接风晚宴。对此，有多名历史当事人从各自的角度作了明确无误的回忆。

以中共代表身份常驻张学良公馆的刘鼎在回忆中提到了博古:“张学良在东楼门口等总理，见面后寒暄一阵就上楼。张说:‘你们饿了，快吃饭吧！’大家吃饭后走了，张学良同总理、叶帅、博古到其他房子里去谈话。”

孙铭九对那天晚宴的回忆更为具体:“张学良坐在北边一头的主座，周恩来坐在右边，秦邦宪（博古）坐在左边，代表团的成员分坐两边。我坐在张学良的左后方。”

实际上，博古不仅没有“晚到”，还早到了。有史料表明，在事变发生前，博古就已经在西安领导秘密战线。与博古关系密切的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回忆西安事变发生次日的情况时说：“据我听到的可靠消息，由于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拍来了电报，局势确实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博古从西安被召回，政治局举行紧急会议”。这个“紧急会议”就是中共中央13日的政治局会议。

另据时任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的李直峰回忆：“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说过：‘首先感到吃惊的是我到西安时，看见共产党几位领导人住在张学良的官邸里。’这时，西安内部也谣传：王炳南和王安娜在西安秘密做杨虎城的工作，邓发在西安给中共做军事情报。罗荣桓在西安中山门城楼上，给张学良训练游击队。秦邦宪（博古）住在西安东大街一家牙科诊所楼上，给中共做情报。机要秘书主任王菊人亲口对我说过，有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住在新城西门外绥署军法处，经他负责给杨主任秘密做联络。”

所谓的“牙科诊所”就是中共中央秘密设在西安的地下联络处七贤庄1号。如果事变前博古就坐镇地下指挥部，事变发生时中共中央代表团的组成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周恩来是总指挥，叶剑英是驻东北军党代表，博古是西安地下党负责人，形成三位一体。事变中对西安舆论宣传的出色掌控与配合，显然是博古的功劳。

住在“军法处”的是汪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说：“杨虎城看到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让17路军军法处长张依中接待汪峰”，“安排汪住在西华门军法处看守所”。可见李直峰所忆不虚。

事变中的电报证明，博古不仅与周恩来同在西安，而且还是中共代表团赴西安的先行者，为周恩来的随后到来做了准备。从这些电报的发报人可以看出，周恩来与博古于12、13、14、15、17日5天里是在一起的，尤其是17日的电报，是周恩来与博古在西安发的。在1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博古于16日中止了与周恩来的同行。

由于张学良的飞机迟迟不到，时间又分外紧张，周恩来一行显然于16日分头行动了：周恩来留下等飞机，博古率少数人先坐车前往西安，此点只要看16日这天周恩来与博古未发一份电报就能明白。所以等周恩来17日傍晚到西安时，博古早已在西安的七贤庄等候。

往返于保安与西安之间

西安事变爆发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与西安之间有一条飞机加汽车的现代化秘密交通线，两边的领导人来往机密、方便又迅速。从西安到肤施直线距离300余公里，从保安到肤施90余公里。这点距离对飞机加汽车的交通模式，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李德在回忆中说：“博古返回了保安一两次，同毛、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军委）研究下一步的做法。”为了用事实更准确地说明问题，可以逐日记寻博古的行踪。

12月17日，博古在西安与周恩来共同致电毛泽东，并出席张学良的晚宴。

12月18日，博古回到保安。《博古文选·年谱》说：19日博古在保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西安事变以来的全国形势”。可见博古是在18日返回保安，不仅要详细汇报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还要参加中共中央19日的重要会议。

12月20日，博古从保安到西安，把中共中央19日重要会议的最新决策带给周恩来。对此，《共和国元帅》（叶剑英卷）也认为博古“12月20日（左右），从保安到达西安，协助周恩来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有两本重要著作的佐证，博古在20日从保安回西安应该是可信的，而且在逻辑上也是完全成立的。

21日，博古从西安返回保安。也就是说，在宋子文飞回南京协商的同一天，博古也回到了保安。22日，由于宋子文与宋美龄于当天到达西安，因此上午还在保安的博古于当天下午又从保安到达西安。由于23日双方即将开始正式谈判，博古必须把中共中央的最新谈判方针告诉周恩来。在23日的谈判中，“周恩来遵照中央指示，在会上提出共产党和红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从时间的对应看，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显然是博古带来的中共中央有关指示。

23日，博古又从西安火速返回保安，一来汇报当天的谈判内容，二来研究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方针。因为24日晚10时周恩来将与蒋介石面谈，博古必须在此之前再赶回西安传达中共中央的精神。

24日，博古从保安到达西安。1938年7月24日，博古在汉口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斯诺在“博古谈西安事变”一节里是这样记载的：“博古带着保安的命令于12月24日到达西安。他向周恩来传达了这些命令。”

周恩来关于蒋经国回国的承诺是与蒋介石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博古传》说：“会见中，周恩来与蒋介石略叙家常，蒋介石提及他在苏联的儿子蒋经国，言下之意微露思子之情。周恩来告诉蒋介石，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他愿协助他们父子团聚。”《国共谈判中的周恩来》也提及周恩来答应将助蒋介石父子团聚。

身处苏联的蒋经国以前也曾申请过回国，但遭到严词拒绝。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亲自接见了蒋经国，并亲口告诉他可以自由地回去了。周恩来能够及时掌握这样重要的信息，并在与蒋介石的会面中发挥重要作用，无疑是博古的功劳。

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的

秘密信使

以上考证表明，在西安事变和平谈判的一周里，博古起码有3次往返于西安与保安之间。也就是说，关于博古到达西安的多种日期其实都是对的，只是没有意识到，博古当时是依靠飞机加汽车的现代化交通工具频繁地往来于保安与西安而已。

必须指出，西安谈判南京方面出席的是决策者，而保安方面出席的却是执行者。前者可以当场拍板，而后者则必须随时请示，更何况周恩来并非是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诸多重要问题肯定不可能自作主张。

为了及时得到指示，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来往电报数量是惊人的。以12月19日为例，尽管这天保安在举行重要的会议，但丝毫不影响电报的数量。19日只是谈判全面展开的初期，周恩来到西安还不足48小时，就已经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多达24份，而19日那天的电报更多，到谈判高潮期间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如果单靠电报往来，受文字与译电的限制，既难以充分交换意见，更容易泄密。因此，博古不得不成为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信使，而且博古也确实是担当如此重任最为合适的人选。

由此可见，博古在事变前就领导西安的地下工作，事变后博古不仅是中共三人代表团的先行者，还担任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秘密信使的重任，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鲜为人知的重要贡献。